令尊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对翻译界的情况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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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毕业后就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回溯上世纪 80 年代,那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毕业后就赶上了改革开放后出版业高歌猛进的时代,时代的大背景和环境,激励和鞭策出版人积极进取,有所作为,实现文化理想。回溯上世纪80年代,那是否也是您心目中的“黄金时代”?

 

  对,我赶上了一个出版最好的时代,即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朝着繁荣昌盛的路子走,出版作为文化的一方面,这时获得一个历史改革机遇,而且又正赶上出版新技术改造的契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给出版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简言之,“文革”期间被禁锢的东西打开了,原来没办法出版的很多书都出版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可以从西方引进文学、思想理论、社会科学等书籍,这是一个历史机遇。今天的编辑已经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一套“走向未来”丛书马上就引起全国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出一本畅销一本,因为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发生在文学里头的。文学是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像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每出一本就引起人们的热议,在思想上引起震动和深思。老实说,今天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需要注意的是,之所以说这个历史机遇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还包括新技术改造因素。从传统的图书生产模式向现代的图书生产模式转变,从铅字排版印刷转变成电脑排版印刷,书不仅从内容上还从形式上大大丰富起来,让人感慨书原来可以做得这么漂亮。原来的书都是铅字排版,里面很少有图,印点彩色东西极其艰难,但现在一切都可以挥洒自如。出版人要想做好书,换言之,若是以做好书作为理想的话,那么这个机会是空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足够的机会空间让人去尽情发挥。我赶上了这个时代。而今天内容的新意已经很难有了,且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结果又有负面影响,网络电子出版物对传统出版造成很大的挤压,做出版的空间越来越小,所以今天的出版人不像我们当时那么幸福了。加上在今天,做什么书都很难赚到钱,甚至很难保住本,当时这方面则不需要考虑得太多,你只要确认这本书好就一定能够赚钱。那时所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不像今天这么明显或者说深刻。那时经济效益好的书就是社会效益好的书。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有这种信心,抓到真正的好书还是可以大卖的,但跟那个时代是没法比的。那个时代几乎每一本都有不错的销量,出版社不是太计较经济效益,不会逼着编辑去赚钱,只要弄到好书就能赚钱。现在就不行了,出版社以盈利为目的来考核编辑,逼着编辑去做赚钱书,结果造成一种情况:钱没赚来,好书也没做成。我在香港受到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形成出版理念是在香港。老实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只是一个青年编辑,当时也没有担当太多的责任,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编辑工作,而不是在做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虽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期我已是编辑部主任,还在兼社长助理,但是我的工作层面应该是在基层和中层,而不是在出版社领导层。但我到了香港三联以后,就进入了出版社领导层,一开始是副总编,两三年以后就做执行总编,等于是全面负责,后来当了总编辑,整个眼界都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了。何况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环境。在香港三联工作,实际上有点像邹韬奋在上世纪国民党统治时期做出版一样。我刚赴港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一年以后,香港就回归。即使回归了,仍然存在和港英势力作斗争的问题。怎么代表香港下层民众的利益,和当时的港英当局以及反中乱港势力作斗争,这些方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比较多,突然间让我感觉到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当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期间,当考虑学术创新探索时,也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但在香港这种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比如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不会去策划这样一本《邓小平论香港问题》的书,但我在香港工作时就策划过,因为当时我观察到爱港爱国人士或团体把《邓小平文选》中的语录复印出来,编印成小册子。他们就缺这类书,为何我不出版呢!而且我还编过《基本法知多少》《一国两制知多少》《香港特别行政区知多少》等书籍,向港人宣传“一国两制”政策。香港三联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发挥“人民出版社”的作用,要出版一些政治读物。至于组织出版思想文化读物,我受三联老前辈蓝真和萧滋等人影响,也意识到必须追求文化理想,必须有社会担当,必须以自己的出版物介入社会人生,推动社会思想进步。所以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期,形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的文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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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发布于2016-11-29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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